在沪苏浙交界处的太浦河上，全国首个跨省域房建项目——方厅水院日前竣工。为推动这一跨区域项目顺利实施，三地创新审批制度、探索一体化审批模式：浙江嘉善和江苏吴江主动赋权给上海青浦，由青浦牵头负责项目信息报送、招标及一体化方案审批，最终实现“一张施工证干到底”，为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进要素跨域流动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这样的探索并非个例：长三角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共享互认，市场主体登记等50余个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统一规范企业登记服务，推动区域内认证数据共享；川渝推进企业跨省市“一键迁移”……从区域协同到制度衔接，我国正以具体实践破解地域限制，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筑牢根基。
当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核心命题之一，这一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已从“立柱架梁”阶段进入“积厚成势”的关键新阶段。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刘志彪做客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家谈时表示，作为一个成长迅速的发展中大国，现在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实力已经到了能够而且必须用本国市场去推动发展的阶段，并应该以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在他看来，随着经济实力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需要进一步升级。
“仅仅为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供给的角色必须改变，中国还必须同时成为为全球提供需求的‘世界市场’。只有成为‘世界市场’，中国才可以启动新一轮的‘主场全球化’，才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开放。”刘志彪认为，“因此将客场全球化转换为主场全球化，建设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才能与自身巨大的生产能力相配合，才能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
刘志彪进一步表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具体体现。”总结而言，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战略意义清晰：既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摆脱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先手棋”，也是破除区域市场分割与政府保护、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举措；既是以国内需求主导创新、实现产业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更是以国内循环牵引国际循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
如何认识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刘志彪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发展逻辑的认知分析，“构成新旧发展格局转换的核心要素，主要涵盖全球化动力机制的革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全球产业分工的调整以及国内市场特性等四个方面的动态变化。”
在他看来，第一重变化在于全球化动力机制的重构。当今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已经从依赖外部市场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正全面转向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的主场全球化，建设统一大市场成为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优先地位。
与之相适配的，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升级。刘志彪建议，资源配置机制要从过去政府主导的赶超型配置，全面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效率—质量”型配置，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产业分工层面，调整方向同样明确。刘志彪认为，产业分工则从遵从效率优先的全球产品内分工，转向追求效率与安全并重的产业链韧性重构。
而这三重变化，最终指向国内市场的深度改革。“为此要求我们彻底打破国内市场分割与政府保护状态，实现商品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和高效率配置，构建强大国内市场以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与防控风险。”刘志彪说。
基于上述分析，他进一步梳理出二者的核心逻辑关系：“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全球化动力机制重塑—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样一条主线。新发展格局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新发展格局形成具有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
针对如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新发展格局形成，刘志彪也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在他看来，首先要从宏观层面发力，“用逆周期政策修复当前的总需求结构，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当增加政府支出规模”；其次要深化微观层面改革，“重视与加强微观经济层面的改革，尤其是要注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后要强化创新驱动，“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激励高质量供给，促进供给结构适应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
刘志彪特别强调微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作用：“尤其需要注重微观经济政策体系在促进‘大市场’‘强市场’建设、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具体阐释，“微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要在供给或生产面的初次分配中，以法律形式调节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特别用司法机制实施对劳工的保护，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和劳动者福利保障的底线，从而一方面调动劳动者的生产性努力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能不断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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